除北魏碑刻外,大同存世的历代碑铭还有很多。近年来陆续出土的唐代墓志铭中不乏书刻俱佳的精品;善化寺内南宋朱弁撰文、孔固书丹的《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》,和同它比肩而立的金代大文学家、书法家党怀英篆额的《大金西京普恩寺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并序》,都是形制宏大、书法精美的佳作;明清以来的碑碣随处可见,不以书法名世的明代天启年间户部分司吴伯与所书的《游石佛寺铭》和《礼观音堂有序铭》,风骨爽爽,光彩照人。
易系辞碑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(公元1130至1200年)所书大字行书碑刻,墨迹已流入日本。碑为一组四通,共十四行,每行八字,共112字(略书迭字不计),字径12至14厘米。初由其门生蔡元定刻存于湖南常德学府(今湖南省常德县),明崇祯十一年(1638年)在大同作官的屈钟岳,依早期拓片在大同翻刻,现存大同市博物馆碑廊。
此碑书刻内容为《易经·系辞》的节句。书法结体奇巧而端庄稳健,笔力凌厉豪劲,气势雄浑,光彩四射,是朱熹书法的代表作。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朱熹书法,多是取法晋代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,而此刻则别有异趣。其中既可窥见师法晋人的功力,又熔魏碑的方劲、颜体的浑厚、欧书的险峻于一炉,别开生面,自成一家。这种风貌只有在他所书的尺牍《与承务帖》的后半部中,才可寻得一些踪迹。古代许多书法家是不善于写大字的,但这恰恰是朱熹的擅长,所以他的大行书远远胜过小行书。《易系辞碑》能够写好,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书写这段系辞时,由于对其所述阴阳千变万化的内容心领神会,进入了一种极高的理学境界,所以字写得神理超妙,不同凡响,大有不食人间烟火之趣,也就是古人所谓的:“字为心画”的道理所在。